公众服务
伏尔泰 乾隆: 200多年前的法兰西“沈阳热” (图)(2018/03/23)
时间:2018-03-23 来源: 文字大小:

(荆绍福)乾隆八年(1743),乾隆皇帝第一次东巡至盛京(今沈阳)谒陵祭祖,在他抵达盛京故宫大政殿时诗兴大发,书就了《御制盛京赋》(以下简称《盛京赋》)。

    乾隆皇帝在《盛京赋》中追述了满族起源、列祖列宗创建大清基业的丰功伟绩,表达了自己对满族人居住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喜爱,赞扬了盛京的辉煌,显示出对佐命勋臣的怀念与崇敬。这是历史上全面描写沈阳城的辞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1770,《御制盛京赋译著》在巴黎出版,震动了世界文坛,被誉为“世界的诗篇”。已经70多岁的伏尔泰热情地赞扬乾隆皇帝:“伟大的国王,你的诗句与思想如此美好……”可惜乾隆对此一无所知,否则,中法文化关系史册上将写下更加辉煌的一笔。

    探寻法文版《盛京赋》

    2010年,原文文白对照图文白话简体字本《盛京赋》由沈阳出版社出版后,沈阳市档案馆认真组织了对《盛京赋》的研读,特别是对留传海外影响较大的法文版《盛京赋》进行了深入探寻。

    201011月,沈阳市档案馆人员赴英国伦敦征集档案资料,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用了三个小时时间,将法文版、满文版《盛京赋》全文翻拍回归沈阳。

    1748年的满文版《盛京赋》仅有92页,而1770年出版的法文版《盛京赋》却厚达404页。由于不懂法文,档案馆人员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不到五千字的《盛京赋》翻译成法文为啥比满文版多出三百多页。

    2012年,档案馆人员找到《华乐西传法兰西》(〔法〕陈艳霞著、耿昇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一书,发现了有关《盛京赋》的介绍。《华乐西传法兰西》一书于1974年在法国巴黎出版,由国立东方语言和文明学院作为《法国东方学丛书》之一刊布。该书的作者为华裔法人陈艳霞女士。档案馆人员从该书中了解到以下内容:

    一是法文版《盛京赋》由德经作序:“法国的东方学家德经于1770年为由乾隆皇帝御制并由钱德明神父译成法文的《盛京赋》作序,后将之刊布于法国。”

    二是法文版的出版社,该书参考书目中写道:“钱德明神父:《〈盛京赋〉译文》(盛京是满洲及其附近地区的首府),它是由中国中原鞑靼【笔者注:鞑靼人和鞑靼是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对出现在欧亚大草原的不同的游牧民族的泛称,不是一个具体的民族或团体,女真(满洲)因为与游牧民族的差异很少,只在明清鼎革时期被当时欧洲人短暂地称为鞑靼】地区的皇帝乾隆御制的一首汉文和鞑靼文献,其中附有关于东鞑靼地区的地理和自然史以及古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等方面引人注目的注释。这些注释系由汉族和鞑靼族出版者所撰。巴黎提亚尔出版社1770年版,8开本。”

    三是《盛京赋》法文翻译稿的邮寄。法国国王图书馆拥有大量题材各异的东方图书,尤以中文图书为主。1769年,在北京的传教士钱德明神父寄给图书馆馆长比尼翁先生一箱趣味盎然的图书,以期丰富馆藏。其中包括乾隆《御制盛京赋》原文及钱德明译文。由于在广州海关遇到麻烦,全部被查扣。其间,法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管事认为,钱德明神父先期将《御制盛京赋》译文寄与收件人比尼翁先生,并承诺次年(1770年)再将整箱图书运抵法国。

    2013年,笔者颇费周折地找到了外交学院龙云老师在2006年《外交评论》增刊上发表的《法文〈御制盛京赋〉翻译特色》一文。龙云教授对18世纪中法文化交流、特别是对钱德明和法译本《盛京赋》有过深入研究,后来,他成为《盛京赋》(法汉对照本)的主笔翻译。

    龙云教授的《法文〈御制盛京赋〉翻译特色》一文,介绍了法文版《御制盛京赋》翻译特色及其主要内容,使我们弄明白了法文版的《盛京赋》为什么有404页厚。原来法文版的《盛京赋》,不仅仅是满文版《盛京赋》简单翻译,它主要包括八个部分:法国东方学家德经写的前言,钱德明写的译者序言,满文版出版时的序言,乾隆皇帝上谕,《盛京赋》的序、赋、颂,《盛京赋》三十二体篆书缘起,由汉族和满族作家们所写的有关东北三省的地理和自然史以及汉族古代风俗习惯的注释,乾隆皇帝御制诗《三清茶》。

    2014年,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沈阳市档案馆举办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与<盛京赋>》专题讲座、一百年前法国人眼中的盛京影像展览等三项活动,积极配合沈阳出版社做好《御制盛京赋》(法汉对照本)的编辑出版工作。

 

    《盛京赋》的法文翻译钱德明

    18世纪60年代,《盛京赋》由在华的法国耶稣会会士钱德明翻译成法文。钱德明,1718年出生于法国土伦,17379月进入耶稣会修道院,1750年抵达澳门。17518月来到北京并在此寓居43年,直到1793年逝世。他长期供职朝廷,在宫廷中教授西学,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最后一任会长。

    在留驻北京的岁月里,钱德明受到时势限制,似乎没能把传教当成主业,反而使得他有时间下苦功夫学习满文、汉文,钻研中国的传统文化,终于成了声名卓著的汉学家、有名的中国通。钱德明曾在法国受过良好教育,来华后又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上,他能用汉文、法文以及满文、蒙文等文字著书立说,是一位罕见的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40多年中,他致力于向欧洲介绍传播中国的历史、文化、科学,先后出版了多部介绍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译著,如《中国兵法》《孔子传》《御制盛京赋译著》《中国音乐古今记》《汉满蒙藏法五国文字字汇》等。

    钱德明当初弄到一本印刷版的《盛京赋》很不容易,他在法文版《盛京赋》序言中写道:“我根本无法找到一份印刷版的《盛京赋》,印刷版数量非常少,除了皇宫、王府以及某些贵人的府邸外,别处无可寻觅。在那些主持印刷的官员的手里倒是可以找到该书未装订散页,但可惜它们要么粘有污墨,要么字迹不清,要么有其它类似的缺陷。于是人们就把这些散页集中起来,拼装成了若干本完整的《盛京赋》。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了其中一份,因为对《盛京赋》感兴趣的远不止我一个人。”

    钱德明在翻译《盛京赋》过程中同时参考了汉文和满文版本。由于中国古典诗文的音韵格律很难移植,且大量用典,所以钱德明采用了散文体来翻译这部作品。同时为了避免译文中文化因素传达的不足,他增加了大量的解释性文字和注解,以便让西方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这篇文章,这大大增加了译文的篇幅。

    伏尔泰对《盛京赋》赞美有加

    如果你想在第十三版大英百科全书中了解沈阳的含义,你会发现除了描述沈阳的历史和地形,还有几行提到了乾隆帝与伏尔泰之间的交往。

    大英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乾隆帝写了《盛京赋》,阿米奥(中文名钱德明)将其译成法语,引起了伏尔泰的注意(17958)。在总共二十五行关于沈阳的解释中,介绍乾隆帝的《盛京赋》就占了三行(当我们看到关于1904——1905年以沈阳为中心的日俄战争的介绍仅占五行时,你就会认为用三行介绍《盛京赋》是一件引人注意的事)。百科全书写道,乾隆帝的《盛京赋》使沈阳在两个世纪前就为西方文化界所知,也可以说沈阳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而交流双方是中国的乾隆皇帝与法国的伏尔泰。

    伏尔泰的名字数百年来为世人所熟知,但这并不是他的本名,而只是他的笔名。伏尔泰(16941778),本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著名学者、作家。他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泰斗,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他主张开明的君主政治,强调自由和平等。

    伏尔泰生前被选为“法兰西院士”,院士仅保持30个名额,被称为30个最光荣的人,只有院士死去才能通过选拔来递补。伏尔泰死后,他的雕像赫然站立在巴黎的万圣殿一进门最显著的位置上,与他相对而立的是卢梭。万圣殿是法国历史名人的公墓式纪念馆。能够进入万圣殿的,都是对法国历史文化有着最杰出贡献的人物,有雕像的在其中并不多,更何况还是在大厅中。仅此可见伏尔泰在法国人心目中的位置。

    18世纪,一股“东方热”“中国热”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猛然地冲击着法国和整个欧洲,崇尚中国成为那时人们趋之若鹜的时尚和潮流。1770年,《御制盛京赋译著》在巴黎的出版,无疑为欧洲的“中国热”添了一把火。《盛京赋》震动了世界文坛,被誉为“世界的诗篇”。

    已经70多岁的伏尔泰读了《盛京赋》后,兴奋异常,他说:“我很爱乾隆的诗,柔美与慈和到处表现出来,我禁不住追问:像乾隆这样忙的人,统治着那么大的帝国,如何还有时间来写诗呢?”显然,伏尔泰在这里并没有把乾隆完全当作一个皇帝,而是当成一个诗人。

    伏尔泰非常惊喜地发现,遥远浪漫的中国有一位皇帝诗人的诗才可以与他自己相媲美,于是情不自禁地写下一首诗,热情地赞扬中国的乾隆皇帝:“伟大的国王,你的诗句与思想如此美好,请相信我,留在北京吧,永远别来吾邦,黄河岸边有整整一个民族把你敬仰,在帝国之中,你的诗句总是如此美妙,但要当心巴黎会使你的月桂枯黄……”不过,他如此热情的颂赞,乾隆皇帝却根本没有见到。伏尔泰在致瑞典国王的书简中道出了心中怅惘:“我曾投书中国皇帝,但直到而今,他没有给我一点回声。”他还把这封书简寄送给所有与他保持联系的外国王室、贵族朋友。这位思想家固然由于地域的隔绝,对中国帝制与皇帝产生了误读,但不容置疑的是,他的景仰与向往,的确是发自内心的。

    伏尔泰对乾隆这位比他年轻17岁的中国皇帝赞美有加,遗憾的是,乾隆对此一点也不知道。很难想象,如果乾隆知道一位对人类近代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对自己的高度赞美,他会做出什么反应。尤其是,如果乾隆知道,一位“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居然对他的诗大加赞美的时候,会作何感想。伏尔泰,这位集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西方文化巨子,以他特有的远见卓识,在中法文化关系史册上写下了独特而闪光的一笔。

    《盛京赋》从乾隆八年(1743)创作距今已经275年了,虽然刻有汉满三十二体篆书《盛京赋》的石碑不见了,但满、汉、法文等多种版本的《盛京赋》保存完好。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浪漫篇章,借助乾隆皇帝所谓盛世明君的强大影响力,《盛京赋》在清代及后来的文字、书法、出版、外交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盛京赋》诞生地的沈阳来说,更是带来了巨大的影响。